钢厂搬迁在一些地方成为风潮。从已经搬迁的几个企业看，既没有搬迁生产设备，也没有搬迁厂房建筑，实际上是拆除一个钢厂，再建一个全新钢厂，两者之间不存在搬迁关系。值得警示的是，以搬迁名义建设的全新钢厂，没有足够比例的自有资金，只能靠超量贷款支撑，资产负债率很高，财务费用负担很重。往往新钢厂投产之日，便是亏损之时。除极个别搬迁钢厂在政策等条件支撑下得以渡过难关，其他搬迁钢厂有的成为“僵尸企业”，有的破产重组，有的被无偿划拨，几乎没有一个逃脱困境的。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位于省会、直辖市的钢厂有19家，位于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钢厂19家，合计38家（含近几年已“搬迁”的企业）。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面积扩大，城市钢厂与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很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将城市钢厂搬迁定为缓解环保压力的主要措施。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用钢厂所占土地开发其他项目，也热衷于钢厂搬迁。于是，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纷纷提出了推进钢铁企业“退城进园”的搬迁方案。河北、江苏、山东、四川、湖南、河南、山西、天津等地的一批企业都面临着搬迁问题。
钢铁是工艺装备固定性很强的重资产行业，搬迁一家钢厂往往涉及上百亿元的资产损失，还涉及几千甚至上万名职工就业和生活质量的改变。如今是否有必要这样大范围地搞搬迁，值得重新考虑。
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在国际上，城市钢厂都是着力于提高环保水平，通过严控排放、供热和消纳垃圾等措施，实现与城市社区融合共存，没有因环保而搬迁的案例。
对环保要求很高的发达国家仍然有一些钢铁企业在城市群中生存。如新日铁八幡厂距北九州市区仅1千米，是真正的城市钢厂，它完全符合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不但生产高附加值钢铁产品，还为城市提供能源，消纳社会废弃物。德国煤矿和钢厂集中的鲁尔地区，面积仅4000平方公里，不及北京平原地区的2/3，曾有3000多万吨长流程钢铁产能，因采用清洁用煤技术和环保措施，大气中的PM2.5年均浓度达到12微克/立方米~17微克/立方米，相当于我国三亚的水平。现在因钢铁产能过剩，该地区的钢铁产能削减为2000多万吨，他们也不是靠钢厂搬迁来保护环境的。
从钢厂搬迁的内涵看，实际上，拆除一座钢厂，在周边另建一座全新钢厂，不是真正的搬迁。因此，不宜把“拆除”与“新建”捆在一起做决策。这是因为：
第一，钢铁工艺装备（如冶炼炉窑等）和厂房、基座、公辅设施等拆后就是一堆废物，无法再有效利用，加之目前我国冶金装备制造能力远非当年购买外国二手设备的时代可比，因此，已搬迁企业基本不使用拆下来的旧装备，而是新建一座全新的钢厂。
第二，在钢铁产能过剩和钢材消费缓慢下降的新趋势下，“拆除钢厂”与“新建钢厂”是截然不同的决策依据：拆除原有钢厂，主要取决于城市环境总容量、企业发展空间以及所占土地的机会成本等，而无需考虑关掉该钢厂是否会造成钢材供给缺口；拆除后是否在周边或异地新建一座新钢厂，则不仅要考虑市场需求，更要考虑自有资金是否充足、财务负担是否过重、是否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第三，近几年来，由于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保护产权，但对搬迁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和补偿，目前尚无合理合法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实践中已搬迁企业基本没有得到足额补偿，有的完全没有得到补偿。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
一是各地政府不宜使用内涵不准确的“城市钢厂搬迁”概念，尤其不宜纳入政策范畴。政府应对目前各地拟搬迁的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将其分解为“关闭”与“新建”（或“扩建”，即将产能指标和补偿资金投之于异地其他钢铁企业）两类事项，前者由所在地政府与拟关闭钢铁企业共同决策，后者由企业投资者自行决策。
二是对环保排放合格、具有城市服务功能、在历史上先有钢后有市的钢厂，在环保容量许可的条件下，应保持现状并不断提高环保水平，与城市和谐共存，必要的可采取适当压缩产能、部分转产等措施，缓解环境压力。
三是综合考虑环保、经济、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经过科学论证，确实不适于在原址继续生产经营的钢铁企业，应按整体退出处理，依据有关法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对企业和职工给予足额补偿。
四是考虑到我国钢铁产能仍然过大、未来钢铁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除国内没有替代生产商、产品需要进口外，退城企业一般不应在本地区周边新建钢铁项目，可按照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原则，自主选择永久性退出钢铁行业，或在产能不足地区建设新厂，或入股已有钢铁企业等。（作者：刘勇昌 刘海民 蔡祥仕 原载2019年4月18日中国冶金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