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奢侈“拉动经济”的作用有多大，恐怕都不宜鼓励。毕竟，自然已无法支撑人类的奢侈。
古代中国文化可以说建立在农耕的基础之上，其一个核心，是认识到并明确承认自然资源和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主张人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而不是反过来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去榨取甚至破坏自然。
在今日所谓温饱层面，古人并不非常强调“开发”，反而把这类行为视为（个体或群体之）人“多欲”的表现。所有人，包括帝王在内，其行为可以有相当的自由，但以不超越自然为限度。对执政者尤其强调“寡欲”，进而实行仁义。因为人不论性善性恶，其潜能相当强大。一旦“多欲”而采取进攻性的举措，触及的方面可能很多，在态度上甚或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包括自然，也包括人本身，最后可能危及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这样的观念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社会甚至文化长期停滞的原因，是落后和保守（其含义在近代多数时候都是负面为主）的表征。不过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尽管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到20世纪也许仍“和先前一样”，这却是“人类的一种莫与伦比的成就”。西方人的耕种方法把土壤的膏腴都吸收完了，于是弃农作而改换他业；而中国人则几千年来坚忍而又顽强的看护和保守着自然的富源，仍然好好地保护着土壤继续耕作。“尊重自然和蔑弃一切用人力奋斗并求速成的那种态度”，就是中国人的保守主义。
杜威的观念不一定人人赞同（他的学生胡适可能就有保留），但可备一说。回到中国过去，由于不主张太“开发”，生产力便未得充分发展，物质产出也就不那么充裕，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很强的“非物质”特征。如后人常说的富贵，古人就进行了适当的区分。名誉亦然。大体相当于把社会资源进行了有区隔的分配，特别是将名、利、权三者进行大致明晰的分疏，如读书的清流最尊贵，却不必有太多“经济效益”（后来甚至京官的收入都少于外省之官）；商人有钱，却不能贵显。办事的胥吏有实际的权和利，却被贱视。
类似的措置长期得到贯彻，使物尽所长，各有所得。或许可以说，在人有所欲而物质不丰富的背景下，这样的节约型处理方式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这里的一个要素，就是良贱或贵贱的人为区分。从平等的角度言，这显然是非常不对的。但若换个视角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古人区分贵贱对于社会的平稳安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是“维稳”的利器。
这当然不是前人区分贵贱的动机，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套用今人为奢侈正名的思路。在微信上看到一段话，“中国的传统思想一向是批评奢侈风尚的，以为社会习俗由俭入奢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从道德层面思考的结果，如果从经济层面来思考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话非常能反映我们的时代特色，即凡事多从经济层面思考。
今日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似也不必凡事都从经济层面思考。不论奢侈“拉动经济”的作用有多大，恐怕都不宜鼓励。毕竟“人在做，天在看”，自然已无法支撑人类的奢侈。同样，等级制也不宜太强调，更不能因为区分贵贱可能有助于维稳，就改头换面甚至变本加厉地推行。时代早已变了又变，然而现在的等级观念，似不比以前更弱。
例如，各级干部从吃饭、看病、坐车的排量和办公室面积，全都有达到精算级的一致等差。职责的轻重当然必须考虑，但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地大物博人口多，即以办公条件言，不同领域的要求可能不一样，有的确实需要宽一点的办公室，有的可能连规定的面积都不必，似不必实行全面的一刀切。尤其那些可能涉外的部门，或许要适当考虑“国际影响”。
现在流行量化指标，就是典型的从经济层面想问题。以我稍熟悉的大学为例，干部不能无等差，然考虑任职年龄超过其德才能力，恐怕就可以斟酌。校园的管理者未必是“行政”，或不必样样都与干部对应（待遇似乎又没对上）。如今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劲吹，然而在美国可以任国务卿的年龄，在我们这里却不能作系主任，遑论校长。其实大学能有好校长真是来之不易，多任一届，至少造福数万学子，其长远影响更非量化所能表出。或不妨尝试从量向质转移，适当减少量化指标，多考虑点儿品质的因素。（作者：罗志田，历史学教授）
